虽然有五种手段处置政府债务，但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债务就是百姓自己的债务，因为政府本身不纳税，而是消费税收，政府处理债务的任何手段，都是由百姓来还债，当代人无法清偿，就让未来的几代人来清偿。
李克强在发言中非常明确提出了上限和下限的合理区间论。可以说是近期李克强对中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思路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
共识方面主要集中在要推动经济升级版建设，尤其以新型城镇化为主力的新四化作为主抓手，通过创新驱动和新思维驱动来打造经济升级版。通过对这次李克强讲话和各种版本隔空对话的解读，以及其主政中国经济以来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可以对李克强经济学建立起四个基本的维度来定标。要强化市场理念，要通过改革的方式简政放权更好地培育市场的力量，让市场发挥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次讲话不是照本宣科，其中观点比较鲜明、案例比较充分、数据比较翔实。要通过开放促改革，比如通过快速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贷款利率放开管制，通过开放来形成增量倒逼改革等等。
让李克强经济学有更广泛认知的是巴克莱经济学家黄益平提出的不刺激，去杠杆，重改革这三重解读，一定程度上是由于6月份的钱荒而被各界强化了认知。分歧方面也有不少，因为各种不同版本之间本身就存在分歧以系统性预防为主，避免风险过度累积，未来宏观政策会在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之间寻求平衡，会在维持合理增长水平与推动增长动力转换之间寻求平衡。
财政政策方面，面对财政刚性支出压力，财政赤字安排应平滑化。相比潜在增长率，有观点表示，今年二季度7.5%的增速高于6%到7%的潜在增长率。短期看，宏观经济政策以稳为主。金融货币政策方面，要避免因收紧银根使财政金融风险全面暴露出来。
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不改革就不会获得包括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制度红利在内的新红利。由于需求低迷在下半年还可能持续，传统总需求管理政策效力大为减弱，经济增长触碰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限的压力很大。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在8.5%左右。近期，央行在公开市场上的逆回购对银行间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同时，也采用多种政策工具使银行间利率恢复正常水平，这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激活货币存量。考虑到一些隐性负债问题，应依据政府代际预算约束合理确定政府消费，避免财政过度透支而引发的财力亏空和债务问题。来源：经济参考报 进入专题： 底线思维 。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扩张，使得对资金有饥渴症的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与其对接，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贷款，导致包括政府、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部门负债率大幅上升，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明显恶化，因此，整固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和实体部门的三张资产负债表变得尤为迫切。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6%，这是2012年6月以来连续第五个季度低于8%水平。由此可见，中国改革逻辑既不可能是休克式的又不可能是碎片化的，相信下一步围绕财税、金融、资源、土地等诸多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更值得期待。积极主动调结构，但不能危及经济稳定。
新一届政府为何强调底线思维？是因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威胁持续增长的因素逐步显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到底是多少？相对于潜在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率到底是高是低？这些都是合理区间论必须探讨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水落石出，金融债务等风险开始不断上升。近一段时期以来，从李克强总理上下限论，再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合理区间论，新一届政府的底线思维日趋清晰，而这也是求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未来改革逻辑的关键。
不过，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盘活不了中国经济的存量，更解决不了长期激化的结构性矛盾。如果经济增长大幅低于7.5%，短期内会使得实际产出增速下降快于潜在产出增速的下降，从而短期内扩大负的产出缺口，经济处于通缩状态，而这也是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的挑战。坚持底线思维，保持中国经济的底线增速只是为深化改革赢得时间，最终真正化解风险只能靠改革。到底什么是底线思维？本质而言，就是新一届政府对经济下行容忍度在提高，但不能大幅低于潜在增长率。根据我们的测算，由于人口红利因素的衰减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储蓄率必将降低，从而导致投资率下降和资本形成下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会由过去二十年的9%左右下降至7.5%左右一个习惯于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目录上鼓励增长的经济如何自主实现技术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是李克强政府正要回答的难题。
例如彭博社此前称，李克强总理可能成为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首位达不到年度增长目标的总理，而上一位正是朱镕基。当年的朱镕基不得不与地方大员作战，要通过财政再集权来扭转中央收入的相对下降和为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而稳定宏观经济，而今天的李克强则不得不与地方大员合作，要通过向下的分权来培育和维护自下而上的创新与转型升级的动力，终止经济的过早放缓。
为此，在技术与产业升级问题上，他似乎试着做减法：努力避免整齐划一和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干预，减少政府部委过多的干预，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不是留在中央部委，给予地方更多的试验空间和自由。路透社也提到，李克强对改革的承诺让人想起当年的朱镕基。
而且，在分税制以后，不仅中央财政集中了足够的收入，而且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同盟不再牢靠，这使得后来朱镕基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变得相对容易。中国是否能平稳过渡到新的增长阶段上去，是李克强总理面临的挑战。
看上去那个改革实现了财政上的再集权，但财政的再集权对后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总体上却是很正面的——它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扭转了中央财政收入相对下降的趋势，但同时却没有对地方政府维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产生抑制和扭曲。在演讲中，我分析了分税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我一直说，分税制改革是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最重要一环，有了它，中央与地方才在分权与集权的循环中实现了激励的一致性，维持了确保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的利益结构。过去5年，出现资本回报下降的产业资本正在努力从沿海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落户。
产业和技术的转型升级是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来源: FT中文网 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朱镕基 李克强 。
巴克莱银行想赶在他人之前概括李克强经济政策的要领，尽管颇为冒险，但无论如何，自6月20日商业银行出现钱荒和央行进行不干预表态之始，人们已隐隐约约开始看到了李克强致力于推动结构调整和布局结构改革的意图，并为此给予李克强以厚望。跟朱镕基不一样，李克强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防止一个依然拥有增长潜力的经济发生增长过早放缓的问题。
后者一直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当时他辞退了5千万名国企的员工，还削减和整治了臃肿而低效率的行业。在海外评论家和研究者眼中，更是因为强调重启结构改革的重要性，今天的李克强被想象成、甚至被赋予了20年前的朱镕基的角色。
像安倍经济学那样，这一概念在媒体上迅速走红。但其实，两者没有可比性。李克强执政之初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2.0版，用意显而易见。这包括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固定的汇率开始受到指责而被迫升值。
中国不仅幅员广大，而且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巨大，这意味着仅仅是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就能立刻帮助改善落后地区的增长率，并提高整体的生产率水平。2011年11月4日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举办的The World Economy年度中国讲座中，我以《朱镕基可能是对的：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为题发表了英文演讲。
但是，与朱镕基时期的情况不同，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上，中国今天面临了更多的竞争对手。现在的媒体和大多数财经评论都热衷于把今天的李克强比作当年的朱镕基，意图当然也就可以理解。
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恶性通货膨胀总是死灰复燃，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混乱局面总是不能有效制止。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对之前财政过度分权的一个反应。
